有关中医药学如何发展，是按其自身的内在学科特点发展中医药学，还是借鉴外部方法与手段来改造中医药学，比如说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而使中医药学现代化？自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这一课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医界。中医药学在百年之中历尽了风风雨雨．其间的辛酸苦辣是几代中医能共同体验到的。其结果如何? 《现代教育报》分别于2001年9月21日、2001年9月28日和10月19日发表了题为“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盲的中医， 病根在哪里?”及“中医还有药可医吗?”的文章，基本上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时至21世纪，回首往事，多少曾经为中医药学按其自身特点发展摇旗呐喊的中医老前辈在未能实现宿愿之前相继去世，而仍能为之呐喊不息之中医老前辈又有几人尚在？如果说施今墨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提出的“中医现代化，中药工业化”这样的口号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话，那么我们在建国后五十年中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所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巨大的投入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良好回报，反而使得整个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走入了“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甚至“后继无人”的悲惨境地。尽管我们有着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与“繁荣昌盛”，但这一严酷的事实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尽管“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被确定为国家二级学科，而且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拥有5万余名会员，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准确地定义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在这一概念模糊的背景中，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良好愿望驱使下，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形势中，又有多少非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事着这一“光荣”的使命？如果说中西医结合研究不乏为一条探索我国新医药学的有效途径的话，那么拥有5万余名会员的中西医结合学会应该是已经足够庞大的了，完全没有必要在整个中医药界进行彻底的革命。但是，从国家最早设立的中医学院的课程设置，到我们现在已经出台的《中医执业医师法》，无不体现施今墨先生所说的“中医积累千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其真理”。即没有西医， 则不能独立成为中医。真理何在？建国五十年所培养出来的各个层次，尤其是近十年来所培养出来的所谓的高层次(高学历)中医药学人才中，真正精通中医药学理论而且能在临床上娴熟地运用其理论为患者排忧解难者，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在倡导并推行中医现代化的人来看，中医药学缺乏标准化与规范化，所以首先要设法使其标准化与规范化。而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所谓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即用西医病名来规范中医之证候，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典型做法之一。在这一进程中，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完全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西医诊断而用中药治疗，因而就出现了诸如“气管炎丸”、“高血压丸”、“鼻炎片”等以西医病名命名的中成药。如果这种结局被认为是中医药学的进步与发展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真正的中医临床工作者能够正确地运用这样的中成药?

我们必须承认，北京四大名医皆有良好的师承渊源，在中医药学领域内皆有高深的造诣，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中医药学自身的体系与优势。当他们面对西方医学的冲击时，他们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医可以向西医学习，提出中西医学结合之尝试，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也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中医药学体系涵盖天地人，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丰富的内涵可以吸收并同化一切外来而又有助于健全其学术体系的科学知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千百年来中医药学才能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但是，当我们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不懈努力后，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巨大努力的负面结果时，我们依旧自我陶醉般的乐于此道，而不是深刻反思我们所走过的弯路，就难免会令人心寒。

肖龙友先生曾言：“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药性，与西药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而孔伯华先生在1952年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之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时说：“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法不同。”既然中、西医之法及中医所用之药与西药皆不相同，而我们又已经从漫长的实践中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我 们为什么不能悬崖勒马？

孔子说：“道不同者，不相与为谋也。”而我们今天则应该醒悟到：中西医结合不是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