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指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和《易经》结合没有前途_中医学术_学术园地

杨振宁指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和《易经》结合没有前途

点击次数：8537次2005-9-15

编者按
    本期编发的两篇文章分别是杨振宁教授2004年10月23日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的发言和2004年9月3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标题是编者所加。

    杨振宁教授是著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已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退休，现在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在这两次报告中对《易经》的批评非常尖锐，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尽管杨振宁声明自己并无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但还是引起了各方面持久的激烈批评，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现将报告转摘在此，以飨读者，同时也希望读者踊跃投稿，针对杨振宁教授的观点，尤其是“关于《易经》与中医关系”阐述自己的观点。

    杨振宁指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和《易经》结合没有前途

    《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

    《易经》是一部拥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典籍，叫《连山》，晚一些的商朝有《归藏》，现在我们所见的《易经》相传是西周时期周文王所作，顾名《周易》。所以，《易经》的孕育经历了前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那是一个漫长而至关重要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初期。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易经》孕育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易经》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内涵，早已超越书本和时代，渗透进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归纳起来，《易经》是使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易经》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极少有的单音语言——汉语；《易经》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中国的书法、诗歌等等都以精简为美，凡事力求简约，西方人常说汉文是电报型文字，由此可见一斑；从根源上分析，《易经》彻底定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甚至在科学发展上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也许这不是惟一原因，但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前人已经有过很多讨论，说法也很多，我认为有5点：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换句话说，比较注重实际，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轻视技术，称之为“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天人合一”的观念。我认为这其中的后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没有欧几里德更不了解欧式的推理方法

    古代希腊发展的几何学，被公认为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辉煌，也由此萌生了近代科学。当我们重温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时候，会发现书中的推理方法直接受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影响，有公理、定理、证明、推论，甚至连所用名词都一样。可见，牛顿深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重要性，而且依照欧几里德的方式方法进行推演。

    17世纪初，天文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马窦曾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章，徐光启也撰文说“欧几里德的几何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其意就是欧几里德一条一条的推论层次明晰，次序不可颠倒，这跟中国的一贯传统完全不同。中国的做法是陈列事实，无所谓次序，其中奥妙要受者自行体会并得出结论。

    我们都知道，揭示逻辑关系是科学研究中真正的关键之处。这一观点也是我关于《易经》一文里的讨论重点，但我推想很多批评我的人不了解这些。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没有对于推演法的重要认识，这是一个致命伤。

    关于“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一般被认为是董仲舒最先提出的，但事实上它和《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经》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把天道、地道、人道都归结在一个字里面，所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董仲舒之前早已容纳到中国的思维方式里面了。

    “天人合一”，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换句话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还有“内外一理”，内者人世间的事情，外者自然间的事情，要将两个归纳成一体。再如我们熟悉的王阳明格竹子，他欲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

    科学就是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摆脱“天人合一”的观念，认同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要把二者合在一起。

    也许我这话会使很多人(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感觉我对中国的传统哲学太过于攻击性，在此，我郑重表态：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天人合一”的内涵不只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于“内外一理”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产生了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思维，对于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影响，比因植根于“天人合一”而使中国缺席近代科学这一事实重要得多。尤其是今天，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物质欲望急速膨胀，“天人合一”引导出天人和谐的观念与整个人类的宇宙观、人生观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一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

    所以从本质上我尊重《易经》，更认同它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和反对我的人的最主要的分歧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认为既然《易经》对于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那就不可以批评，甚至不可以讨论，不在乎是不是它的影响里面确有一定的负面成分。我认为这个态度要不得，不能采取感情用事的态度对待科学，应该仔细分析这样重大而且有长远影响的问题。

    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

    中药是中国人的祖先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科学遗产之一，这已被全世界所公认。中医几千年的经验总结获知了很多药材，这些药经过近代科学的研究证明确实非常之重要。但是，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而非近代科学化的。

    如果现在我们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中医的理论仍要继续原来的想法，我认为中医、中医学没有前途。中医传承了《易经》中分类精简的精神，分类上坚持阴阳、表里、寒热，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架构的话，中医学一定没有前途。所以我们要抛弃中医的理论，因为其中掺杂有几近迷信的成分，而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

    (注：此文根据2004年10月23日杨振宁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杨振宁教授审阅)

    《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

    我想谈谈“《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以下几十分钟要讨论许多观念：精简、比类、天人合一、联想、取象、汉语汉字之形成、归纳等。这么多观念很短时间不能讲得清楚，主要讨论的集中于三点：

    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之所以对于《易经》发生兴趣的原因。

    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没有研究过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语音学、美学、哲学等等，可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成因，我近年来发生了兴趣，所以今天大胆地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大家知道是《易经》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孕育前后至少经过一千多年，这个结论我想大家是可以同意的。

    《易经》里面64卦开始是乾卦和坤卦。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也可以接受：中国最早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有64卦都有卦符。“乾”就是6个连线，“坤”是6个断线。有了符以后还得有名与字。卦名有音，有音还不够，就得有一个字。这前后发展的次序我不是研究考古学的，不过我想这个次序很可能多少是对的。可是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生的年代。这些卦是“象”，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讲的，是浓缩了的观念，以卦符卦名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为“象”。

    上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到底《易经》的精神是什么：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我认为已经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

    譬如分类精简，例子极多。今天大家知道中医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疾病与医药各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类，用这个分类的观念做大前提发展中医理论，这是从《易经》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

    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5种道理：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第四跟第五两点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Maxwell(1831-1879)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

    Maxwell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写了3篇论文，奠定了电磁波的准确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二十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无线电、电视、网络通讯等等，统统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

    他是怎样得到此划时代的结果呢？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用的是归纳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认识到互相类似的物理学分支，就是说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分支，可是他们的结构可以相互映证。”他用这个观念来研究怎样以流体力学的一些方程式为蓝本，写出电磁学方程式，这种研究方法遵循了归纳法的精神。几年以后，在第3篇文章中他把用归纳法猜出的电磁方程式，运用推演法而得出新结论：这些方程式显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其波速与当时已知的光速相符，所以“光即是电磁波”，这是划时代的推测，催生了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

    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两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那么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事例。大家知道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看过一本。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估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他的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了推演法的一个特点：“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绝对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对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汉语汉字的成因

    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任何一种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一万六千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这些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

    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因为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神秘的、有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了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份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三、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

    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由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很少有3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3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

    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

    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助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助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伸延。

    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

    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

    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而书法显然与《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我一个好朋友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所以完全同意他这句话，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

    (注：此文根据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杨振宁教授审阅) 来源：德明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