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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防治瘟疫举措
点击次数:8586次2020-3-9

北宋防治瘟疫举措

时间:2020-03-0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 作者:王志翔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诗记载了宋神宗时期的一次瘟疫。诗曰:“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赵叟近闻还印绶,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时策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

  在古代,水、旱、风、蝗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往往增加疫病流行的几率。因而,继之于灾荒之后的疫病流行时有发生。北宋从建隆元年至靖康二年整整167年中,发生14次瘟疫,平均每121次。而南宋则平均5年多1次。不仅与南宋比,与其他朝代相比,北宋疫病的发生频率也是较为低的。

  究其原因,与政府的防治措施有很大关系。北宋期间发生14次流行病,其中有12次政府都颁医方,派官施药救疗。皇帝和政府官员也都全力以赴。如宋仁宗赵祯,为了控制流行病,不顾侍从的劝阻,将自己用的珍贵药物“通天犀”碎之和药以救民疫。一些政府官员慷慨解囊赞助成立临时“病坊”。如苏轼在元祐四年至五年(1089年至1090年),在杭州大疫时,除奏请朝廷减免供米作坛粥药、遣医分坊治疗外,还资助银两,赞助建立病坊,使活者甚众。

  北宋政府不仅在疫病发生时能够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且在平时也特别注重预防。如颁布《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等,“令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

  为了防止部队中疫病流行,宋朝廷常在夏秋或疫病流行的时候,由太医局定方,配制成药,或由和剂局发给各部队常备的防疫药物,让部队军士们服用。据北宋许洞的《虎铃经》记载,当时防治疫气的药方有“时气疫方”“霍乱吐泻方”“山瘴疟方”“瘟疟方”等。

  这一系列事例进一步说明,在古代社会,面对瘟疫,政府有利及时的医药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疫情的危害。事实上,中医药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王志翔 《中医健康养生》杂志社 )

时间:2020-02-2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 作者:刘承 姜良铎

  《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即有关于疫病的论述,《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

  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经验

  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战争频繁,饥谨连年,气候寒冷,以至出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状况,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

  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中,列举了数首“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预防与治疗疫病专方。书中记载了以药物少许,纳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带于胸前、挂于门户、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至今仍有沿用者。

  南北朝时期南朝多流行温热疫,陈延之率先提出了“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的看法,在《小品方》中阐述了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随后唐代在贞观以后,也多次发生疫灾,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有多首治瘟、辟瘟方剂,《千金方》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

  吴又可经历了明代崇祯辛巳(1641年)之疫,《瘟疫论》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1642年,吴又可“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杂气”说,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

  清代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余氏总结前人治疫经验创立的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疗。

  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霍乱论》一书,20多年后在上海“适霍乱大行”,于是重订《霍乱论》,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如连朴饮、黄连定乱汤、燃照汤、蚕矢汤、甘露消毒丹等。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

  杨栗山是清代疫病学派著名医家之一,著有《伤寒温疫条辨》一书,认为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他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

  此外,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诸多温病学著作中的“温热病”“湿热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今天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到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张仲景解表散寒,李东垣补中益气,吴又可燥湿解毒,余师愚两清气血,王孟英清热除湿,杨栗山升清降浊,这些抗击疫病经验经过凝炼,上升为新的理论,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丰富了中医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中医防疫的基本原则

  中医对疫病的预防就是要增强人体的正气。人的正气主要由精气等物质构成,《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对于精的保养十分重要,要藏精就要让精能正常生成,而且不能过多耗散。精的生成是要靠饮食物化生的气血不断来充养,精、气、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如果气血不足,精就无法充足。气血要充足,首先要饮食有节,要避免饥饿,同时也不能暴饮暴食,要均衡饮食,营养全面而丰富,不能偏食。气血的生成还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气血要能充养精,还必须要求气血和顺,情志畅达。另一方面,要防止精的耗散,就不能过劳,包括劳心、劳神、劳身以及房劳,要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概括起来说就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疫病的致病邪气毒力非常强大,正气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避免邪气的侵袭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环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刺法论》强调要“避其毒气”。要避免疫邪的侵袭,就要讲究个人卫生,对环境消毒,疫病发生后要采取隔离措施,这些在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具体的做法,如清代后期,鼻烟壶曾是驱逐瘟疫的工具,宫廷中的医生常以鼻烟配方的方药,治疗鼻病和瘟疫。民间则多以芳香药装入小袋,佩戴身边,悬挂于居室,以预防瘟疫。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之际,在没有特定疫苗的情况下,中医非特异性的预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处在同样的暴露环境下,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后也有轻有重,本次疫病中有基础疾病者、肥胖者、老年人预后较差,容易发展为重症,说明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对病毒的抵抗力是不同的。扶正祛邪是中医重要的防治法则,但扶正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吃补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气虚者需要补气,阴虚者应滋阴;驱邪也不能盲目进行,要确定邪气的性质,容易上火者应清热,湿邪重者要除湿。药物预防是二级预防,一般来说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如医护人员等密切接触者,以及体弱多病者。

  对于通用的防护原则,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适寒温,食清淡,避邪毒。适寒温是指我们的衣着要与环境相适应,过冷或过热都会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肺为清虚之脏,饮食肥甘厚味浊腻之物,会妨碍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从而降低对外邪的抵抗力;避邪毒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的,因为本病为所有人普遍易感,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毒邪从口鼻而入,决不能因为服用了预防药物而大意,就暴露在病毒环境中。(刘承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姜良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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